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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保险业的行业价值重建(上篇) (研究报告)

中国传统文化与保险业的行业价值重建(上篇) (研究报告)

  • 分类: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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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17-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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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

中国传统文化与保险业的行业价值重建(上篇) (研究报告)

【概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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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援晋

 

说明:由于本研究报告篇幅较大,现根据内容的联系性分为三篇。上篇包括短序和整个第一章“保险业的行业价值及其重要性”;中篇包括第二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第三章“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保险的行业价值重建提供什么”;下篇包括整个第四章“保险业如何导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这里发表的是本研究报告的上篇。

 

保险业的行业价值重建,不仅对当代中国,而且对当代全球,都是一个关键性的课题。我们中国保险业对这个课题负有特殊的使命。这是因为,第一,中国保险业服务着世界上最大的人群。第二,中国保险业所提供的服务的品质,直接关系着当代中国人“中国梦”的能否圆满实现。第三,也是中国保险业最大的优势所在,即中国保险业拥有世界上一份特殊的文化资源,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围绕这个关键性课题,本报告共分四章。

第一章         保险业的行业价值及其重要性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第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保险业的行业价值重建提供什么

第四章         保险业如何导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第一章  保险业的行业价值及其重要性

             第一节  什么是行业价值

    一、行业价值问题的考察史

行业价值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但对它的研究却是有相当长历史的。我们先把这个历程简要回顾一下。

早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之前,在重商主义、行会制度尚比较盛行的时候,即有一些思想家就具体的行业论述过行业价值问题。例如(一)威廉.配第就曾在《献给英明人士》一书中论述过纺织业对于他的母国英国的价值,因为英国有最成熟的纺织业技术,也可以提供足够的廉价原料,英国纺织品出口以后,还可以从海外赚回黄金货币。“货币不论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流入我国,都能够满足我国的需要。”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纺织业的行业价值有多么巨大,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认识之下,几代英女王先后颁布了上百道土地兼并法令,推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纺织业创造廉价的原料基地。(二)法国重农学派非常重视农业的价值。农业不仅是一种古老的技艺,可以满足人类的实利的与审美的双面的需要,而且正如其代表人物魁奈引用古希腊哲人色诺芬的名言所说的:“农业繁荣,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一旦土地荒废下来,无论从事水上工作或陆地上工作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三)另一位法国思想家孟克列钦,他到英国考察后,深感当时正在英国蓬勃兴起的工场手工业的重要,认为法国如果不能够充分发掘这些非农产业的价值,则法国将注定地落后于英国,仅仅成为英国工业制品的可怜的大卖场。所以他回国后写了一封建议书,即《献给国王与王后的政治经济学》,阐述这样一种观点:国民财富不仅由农业产生,各种手工技艺都各有其价值,都可以丰富国民的用度,也都可以用于出口,换回黄金货币。(四)在一千年中世纪和近代曙光中的手工业,马克思曾说,它们用越来越精细的技术维持了古老的行业技艺,甚至在阿维尼翁市的法律中都规定:“每个学徒始终只能从事一种产品的制造,不得同时学几种产品的制造方法。”这种规定虽然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但它使一些古老的行业保存下来,在近代经济中显出其特殊价值,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在今天的瑞士、荷兰、德国和苏格兰高地乡村,这些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行业价值仍然为人们所首肯,其行业技艺为人们所敬重。

亚当.斯密是一个分界线。他第一次把效率因素引入行业价值之中。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是行会制度的否定者,他的根本理由是,行会制度限制了分工交换,因而也就限制了效率。“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但当时欧洲各国情形却是并没有普遍采用分工制,尤其是人们在思想上并未把分工看得多么重要:“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把行会制度下的社会称为“未开化社会”(rude society),是一个很严重的指责。萨克逊瓷器的技师,在从前,要一人独任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从设计器形、图案、花纹,到选料、配料、控温、烧制,再到成品的最后磨制,都由一个技师完成,技师还要郑重其事地在产品上镌刻自己的名字。现在由多人分任,做器形设计的人,不懂如何选料、配料,更不懂如何控温和最后磨制;而懂选料、配料的人,却前不懂设计,后不懂烧制。如此等等。但不可思议(就当时的人看)的是,萨克逊瓷器却被成批地生产出来了。当时一般守旧的人,叹息古老的技艺后继无人,生产出的成品一模一样,不再具有审美的个性,行业价值在丧失。但斯密的答辩辞是:“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 “这就鼓励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的业务,使他们在各自的业务上,磨练和发挥各自的天赋资质或才能。”显然,斯密在这里把效率也当作了行业价值的一个元素来对待。

在斯密之后,至少有三位思想家对行业价值作了本质性的研究,他们是马克斯.韦伯、涂尔干和熊彼特。(一)马克斯.韦伯。他自称为“欧洲之子”,对古老欧洲的技艺及其价值非常迷恋。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任何人类劳动都是二重性的生产:一方面,它生产出了一个实际有用的物品;同时另一方面它也生产出了一个伦理的成果,即在这个物品中融合了生产者的勤奋、认真、善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所以当一个人欣赏一件制成品时,他岂止在欣赏它的实际用途,他更是在欣赏它所包含的制作者的美与善。马克斯.韦伯显然是从这个古老思想中衍生了自己的思想,他对于基督教徒从事的早期工业非常赞赏,对于因组织这样的生产而形成的师徒之间的父子般的亲情、徒弟与师傅全家的融融泄泄的伦理联系大发美辞。在这样的行业所生产的独具个性并且非常完美的产品上,的确同时凝结着实用价值和制作者的伦理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此可以止步不前。由这种体现于具体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上的伦理精神(勤劳、俭约、爱邻人、尽天职)可以导致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斯.韦伯认为近代企业组织(与行会的家户经营不同)不仅不可能削弱大部分行业的行业价值,反而会使古老的行业价值在近代企业中发生转化,发扬光大。可以说,马克斯.韦伯是从伦理视角考量行业价值的近代第一人。(二)爱弥尔.涂尔干。他是在职业伦理的主题下研究行业价值的。在传统社会,职业伦理几乎不成为问题。一个萨克逊瓷器的技师,劳动就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几乎也就是他的人生目的,因为这正是他的荣耀所在,在一件无与伦比的精美产品上镌刻上自己的名字就是在享受一种人生自我实现的“高峰体验”。一个学徒工,跟着如父亲般的师傅学徒,目的是希望自己在技艺上和品行方面将来也像师傅一样。在这里,职业伦理就是人生大伦理,二者是二而一的事。但近代生产方式把这个伦理局面打破了。生产者在产品中认不出自己,那种本有的荣耀感消弥于成批的无个性商品,他再也享受不到“高峰体验”,而且他是受雇于资本而被动生产的,干一天公平的工作拿一天公平的工资。在如此情形下他哪里还有追求精益求精的内在动力呢?只能在胡萝卜和大棒之下勉强工作。至此,行业价值从内里遇到了挑战。这种“去道德化”倾向使涂尔干非常忧虑,他说:“我们看到,不管是企业家、商人,还是工人和雇工,都在其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身上不存在任何用来制约自私倾向的影响;他们用不着遵从任何道德纪律,他对任何这样的纪律都嗤之以鼻。”如果人们普遍地对职业采取这样的消极态度,在职业上失去归属感;如果人类普遍地患上了这种“无法避免的病症”,国民谁也懒得去认真地尊重自己所在行业的行业价值;古老技艺的丧失,传统伦理的丧失,将使职业变成令职业人厌倦,甚至厌恶却又不得不为谋生而去从事的营生,那么行业价值将焉之以附?正是在这个思路上,作为社会学家的爱弥尔.涂尔干认为当代文化有一大任务,就是培养全民的健康的职业伦理;通过职业伦理的培养,有望恢复各个行业的行业价值。(三)约瑟夫.熊彼特。他是在探索企业家精神的主题下涉及到行业价值问题的。在熊彼特设定的概念里,并非所有从事企业经营和投资活动的人就当然是企业家,他认为企业家的根本特征是无所为而为的创新精神。依照这个概念,那些古老行业上的技师们,正是近代经济中企业家的远祖。这些技师,把花瓶做得那么漂亮,把钟表做得那么精巧,把家具做得那么美观,最初之强烈意向并不在实用上,而在“无所为而为”的智力炫耀上,看他的能耐达到怎样的高度(实用的、审美的,而尤其是审美的)。对待技艺的那种认真精神和创新思维,使技师所在的行业价值越来越高。这种价值固然表现在技艺所造的产品的昂贵的价格上,但技师的初衷并不是求这个高价,他是求才智的最大可能的展示。近代企业组织本身即是这种创新精神的产物,而这种组织又充分地吸收了技师身上的诚意求真的伦理,所以才能成就一个富于活力的企业。近代企业正是古老行业价值的当然继承者。行业价值的发扬光大,在近代及其以后须臾不能脱离企业这个载体,也当然离不开企业家精神。正是在这个视角上,熊彼特并不把企业看成一个单纯的物质性机构,它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细胞,承载着社会所赋予它的责任,故而企业所体现的不仅有其行业的价值,更有社会的价值。

把上述行业价值问题的考察简史作一个总结,可以看到,行业价值基本地可以包含这样三个元素:技艺的传承性;行业生产物的有用性与效率;行业伦理的正当及其可持续性。下面我们要探讨的行业价值内涵,正是围绕这三个元素,而尤其是第三个元素进行。

二、行业价值的内涵

以上我们是从研究史的纵向叙述上,看他人是如何认识行业价值的。在本小节中,我们将在理论平面上,横向地考察行业价值的内在构成。

(一)技艺的传承性

技术不同于技艺,技术只保证产品的有用性,而技艺呢?则不仅要不断增进产品的有用性,还要让它越来越具有审美的愉悦性以及其它附属特性,甚至延伸到其伦理特性上。技术可能落后,可能被淘汰,但依照人类智慧的特性来说,技艺却只有不断的进步和精励才对。行业价值的一个构成因素即是这个行业的技艺。但实际情况往往是,技术在不断进步,但技艺有时反而不如前代,以致造成行业价值下坠。在伏尔泰时代就有过类似的争论。以建筑业为例,当时的一个英国学者曾慨叹建筑艺术在近代已无法比得上古希腊、古罗马。伏尔泰辩论说圣彼得大教堂当然比得过罗马的朱庇特神庙。但这也只是技术上的比较。若论技艺,它们各自所包含的伦理美,则各有千秋,这种伦理美取决于各自当时的文化气氛,技术只是它的支撑而已。在我们当代世界,技术进步而技艺衰退的情况却出现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曼哈顿已经倒塌的双子星座和迪拜的世界第一大厦,其在技术方面比起中世纪的欧洲教堂,那是进步了许多,但技艺呢?却很难说进步。世俗性战胜神性以后,建筑这个行业的实用性空前加强,而其所包含的信仰与全部生命意义却在降低,这个行业的价值在当代就不象在古代那样大,因为其技术长足进步而技艺却不再那么出色。

我们人类之灵慧,先天地即表现在审美与伦理的追求上。人类技艺进步的可能性,此为其最根本之依据。新时器时代的一枚骨针,固然具有缝制兽皮的实际用途,但原始人类在它的针鼻处刻上几缕花纹或几个生动活泼的小动物图案,却非出于实用,它既能给制针人带来创造的愉悦,也能给使用这枚针的原始妇女带来欣赏的愉悦。这种天性,与我们当代人类没有什么不同。技艺的继承性正是从这种天性来的。

上举两例都来自于实体行业:建筑与雕刻。对于非实体行业的金融保险,其行业价值中是否也包含着“技艺传承性”这个元素呢?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作阐明。

(二)行业生产物的有用性与效率

所有的行业,其所以能够存在,在于其生产物的有用性。当人类对某些物品失去使用的兴趣,或其有用性被别的生产物的更方便和更有效的有用性所代替,那么其行业就会消失。前者的情形,例如在清代晚期很兴旺的鼻烟壶制作业,随着人们嗅鼻烟的习惯的去除,也就消弥于无形了。如今,鼻烟壶只是收藏界的宝贝,但再也没有商家去生产这种玩艺了。后者的情形,例如在三十年前还很兴盛的民用电报业,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出现,也销声匿迹了。我们可以说,其对于人有用性越大的行业,其行业价值就越大。这当然又有国别间的差异。例如对中国来说,农业的行业价值就非常大,古代的皇帝每年开春,要在宫里的某个殿前行春耕礼,开犁大吉;地方官员要经常下乡劝农;即使是当代的领导人,其视察各地,也必关问当地今年农业怎样。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自汉代以来就是人口庶矣之国。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但对于瑞士,或蕞尔之帮的卢森堡、梵蒂冈、安道尔,其本国的农业即不具有如此巨大的意义。在这些国家,保持着传统技艺的手工制造业、旅游业,其行业价值就大得多。

有用性是与效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有用性越是涉及广大的国民,越要追求效率。因为唯有效率,能够使该行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让国民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其产品,享有其行业发展更多实惠。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说,主要在有多个企业主体存在的情况下,降低成本都是一种内在要求,依次可以推论,自由竞争将会使行业价值自然而然地彰显出来。但实际情况要远为复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行了几百年“自由竞争”,其后果远非完美。就行业中的单个企业而言,为了在竞争中制胜,它必须求自身的效率,正是天经地义的,但问题是,单个企业的大刀阔斧的前进,全然不顾及会伤着谁,其负效果却把“自由竞争”推向了自我否定。要言之,其一,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引发同行业上的企业间每每铤而走险,谁都想让自己的资本达到利润最大化,势必相互伤害,无论在近代盛行传统企业的社会还是在当代所谓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社会,这种情况都屡见不鲜,市场社会常因此而大受诟病。把效率主题落实为“个体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对吗?如果把此种情况视为当然,那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此行业的价值能有多大呢?民众对其行业价值的估量,势必下降。其二,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价格的下降而使消费者受益,但是消费者却受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困扰。自由竞争引起企业过度创新,这些过度创新,大多只是在产品的外观、包装、零部件上做文章,并不提升产品的使用价值,但是美其名曰“新一代产品”,大肆在社会中宣传推销。此种情况尤见于今日之汽车、手机产业。其结果,消费者并未把原已购买产品的剩余价值消耗完,受其诱惑而弃旧鹜新。消费者跟着厂商的产品“代”疲于奔命,随着厂商产品的“代”更新频率越来越频,消费者大有跟不上之叹而大为焦虑。但厂商们利用产品频繁更代作为同行业竞争之工具,已成故常,谁也不肯脱出这个窠臼,甚至明知收入不抵其成本,但为了保持和扩大市场占有也不得不这么做。其带来的危害,在消费者方面,是过度消费带来的浪费;在厂商方面是加大了产品换代成本和营销成本,而利润不见增加;在国家社会方面,是资源的浪费性使用。这就涉及到当代经济学中三个重要的课题,一是并非真正属于技术进步范畴的企业玩花样创新(over-skilled innovation)。一是所谓的“坍塔诺斯困境”。坍塔诺斯是古希腊神化中之一神,他由于获罪于宙斯,故被罚每天把一块巨石由山底向山顶上推,等他好不容易在黄昏时把巨石推得将近山顶,那石头又轰然滚落到山底,如此每天周而复始。以此比喻消费者紧跟厂商产品更新换代步伐的疲于奔命。一是所谓的资源浪费式使用。这三个课题都导源于无限制自由竞争(也即片面追求自身效率),是针对其后果而形成的理论思考。如果这三个问题在现实中的某些行业中持续地恶化下去,那么其行业价值,即这个行业在公众心目中的美誉度将大大降低。其三,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使同业间的合作变得不可能,或偶尔有合作也会因为勾心斗角而分崩离析,这是一场一个人反对一切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恩格斯语),其结果造成了三大浪费:被浪费的劳动力、被浪费的资源、被浪费的产品。关于此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已论之甚明,成为常识,兹不赘述。

(三)行业伦理的正当及其可持续性

前曾引亚里士多德名言,谓任何生产皆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生产出实物产品,而同时另一方面又生产出其伦理的成果。实物产品,就单个的具体物而言,有消耗罄尽的一天,但其所带来的伦理成果却不会随之消亡,它会通过人们的印象、记忆、口碑而传承下去,形成这个企业的和这个行业的一种文化。从伦理视角考量行业价值,本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有时似乎已经寻到了答案(如在温情脉脉的前近代手工业工场时期),然而忽然会月迷津度,陷入困惑,以致使伦理考量变得异常紧迫起来。我们当前就正处于对各行业的伦理考量极其紧迫的时期。

当代哲学和经济学都热衷于探索行业价值问题,伦理学之热衷的程度就更不用说了,例如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的世界伦理学连续五届年会,无一不是把金融行业的伦理文化的下堕作为焦点。

综合言之,当代人对行业价值的伦理考量,主要集中于三个向度上。

其一,这个行业之存在是否会引起伦理灾难?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核能被用于工业,主要是核能发电,引起了关于行业的伦理灾难的大争论。那时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舒马赫首先发难。因为对核发电的废料的唯一处理方式是运至深海沉埋,以舒马赫为代表的这一群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如果人类在没有找出安全处理核废料的方法之前就不应该发展核电产业,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也有填满的那一天,而且被核废料污染的海水会漂流到近海。大致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女社会学家蕾切尔.卡逊借农药大量毒死候鸟的事实对土地上化学技术的应用提出质疑。这些富有良知者的先知先觉的揭发,引起人们对各个行业以价值的眼光进行逐个审查。一批行业价值较低甚至行业价值为负的行业被筛查出来,以致政府不得不通过立法限制,甚至取消这些行业。但是一个实际困难出现了:这些被限、被禁行业的产品是另一些未被限、被禁,甚至还要大力发展的行业的原料,没有它们,整个行业链就得停顿。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形下,资本主义自私性的丑恶面目就毕显了:这些发达国家把本国限制或禁止的高污染的、高辐射的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继续生产,而且制造了“全球分工体系与产业链大循环”的欺骗理论,用以制造认识上的迷障。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我国广大地区成为欧美被限、被禁企业的落脚地,大片土地、水域、森林被污染,甚至再也无法复原,居民因此罹患各种怪病。这些行业,对美欧人来说可能很有价值,但对于受害的中国人,则只有负价值。而就全人类来说,这些可能会和必然会造成伦理灾难的行业,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行业价值。

其二,这个行业的生产方式是否会引起人性的下堕?二战结束以来,在西方诸国,基督教处于一个复兴期。基督教的现代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渗入当代生活,突破狭隘的经院之路。而现代生活的基础是什么呢?如果说传统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家庭,约制人们生活方式的基本戒律是家庭伦理,那么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企业。这样一来,对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行约制,阻止人性的下堕,甚至引导人性上升,便成为基督教在当代自许的任务。由此开始了对当代生产方式的拷问。作为这场全面拷问的前奏,马克斯.韦伯早就担忧过,在近代生产方式下,“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当代基督教把整个人类认作一所共同的学校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学校里,吃喝穿用等一切物质消费都不是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乃是把自己的人性提升,成为一个真正的精神卓越的人,从而无憾于世俗之旅。而当代大多数行业的生产方式却无助于人类的品格提升,只是加强了尔虞我诈和相互倾轧,激发了人性中的恶。如此说来,其行业价值怎样,可想而知。他们努力要在当代以企业为特征的社会建立起一套符合基督教精神的经济伦理。除了当代基督教,其它许多以人文主义为其思想之基的学者在各自的学术向度上也都对当代生产方式及其相关问题有批评、指弊。例如阿马蒂亚.森就说,由于亚当.斯密关于人的开发过于狭窄化,铸成了一个理论大错,而这个理论又反过来被当代人奉为圭臬,这就使得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人类反而越焦虑,人性越堕落。再如国学大师南怀谨先生,他对企业家期望甚殷,认为在一个企业家被当作顶梁柱的社会里,若企业家谨奉自己的私利,而不能以其卓越人格成为社会楷模,则当代社会总会有一天是要坍台的,他与彼得.圣吉围绕这个主题的对话,把东方的伦理思想加入了当代生产方式的反思,加入了对行业价值的审查。

其三,这个行业是否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当其提出之初,是针对自然资源而言的,意指对地球上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要节制,否则在短时间内会用尽;对于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利用的(即消耗的)速度不能超过其再生的速度,否则有无法继续之虞。当时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把可持续发展概念从狭隘的内涵推衍出来,用之于人类的一切人文事物,指出人类的创造物,尤其人文的精神方面的产物,也有一个协调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尤应注意的是,中国金融学者白钦先教授进一步把可持续发展理论用之于金融,形成了可以指导中国整个金融行业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依据自己的传统文化智慧,还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升到永续发展概念,而支撑永续发展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就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视角看,一个行业的正当的伦理,首先是要与大自然的生态循环能够和谐共振,正如当代基督教人文学者莫尔特曼所说:“如果人要继续生存下去,人类的经济就必须与地球的生态取得和谐,并且对土地、水和空气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加以弥补。”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生态伦理学,以生态伦理学准则去衡量行业价值,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在前曾备受推重,现在却受到质疑。当然,可持续发展,不仅与人和自然的和谐有关,更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和谐有关。根据人际和谐、国家间和谐的伦理,生化武器产业、核武器产业的行业价值受到质疑。为什么西方国家频频爆发反生化武器、反核武的抗议游行?就是因为其民众已普遍地具备一种国家间和谐的伦理意识,对于上述行业的行业价值提出否定。而近些年来兴盛起来的绿色组织、灵修组织,以及主张复兴佛教伦理的那些佛教经济学家都一致主张人类要收敛自己的口腹之欲,禁绝一切嗜杀的行业,因为对动物的屠杀会激起人类的杀心,而被激起杀心的人类很可能把这种心思施之于同类之间。这些学者虽是少数派,但他们也是从一个独特的伦理视角,对向来人们认为毫无问题之行业的行业价值提出了质疑。

综合以上两小节的内容,我们可以给“什么是行业价值”问题,提供这样一个答案:所谓行业价值,是指一个行业拥有不断励精进步的技艺,以尽可能有效率的方式为人类提供有用性的产品,并使自己的活动从起意到结果都有利于提升人类的审美感情与伦理感情。一个行业对此做得越到位、越好,那么其行业价值也就越高。

 

              第二节  保险业的行业价值

 

对于金融保险业的行业价值的争论,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又一次复活起来的。既然说复活那就应该有上一次。不仅有上一次,而且在历史上关于金融保险业行业价值的集中性的争论已经有过若干次了。远的不说,仅举近代的二例。第一例:“世所仅见的狂妄的罗氏计划”。十七世纪有一位金融狂想家和冒险家叫约翰.罗。针对当时欧洲流通货币短少的情况,他建议设立特别银行,令其发行纸币,而以全国土地的总价值作为抵押,即作为发行基础。他在各国游说,到处碰壁,最后法国摄政王接纳了他的建议。罗氏计划是这样的:先令特别银行大量发行纸币,继而设立以开发美洲金矿为目的的“西方公司”并发行股票;当民众不惜变卖实物财产而使自己手中持有了大量纸币后,继而鼓励民众去购买西方公司的股票;这样一来,纸币发行越来越多,股票价格越高,更刺激民众如狂购买,房屋、土地等等一切可以变卖的实物资产都卖了,去换成纸币,再去疯追那同样是一张纸的股票,西方公司一时连收也收不光雪片般落下的纸钱,整个法国疯狂了,人人好像都发了大财。整个欧洲愕然,跃跃欲试地想起而仿效。但就在此时,阴谋家和机灵者已经在把收揽的大量纸币悄悄兑换成黄金,而大量的傻瓜还在沉迷于用纸币购买疯涨的股票。突然有一天,纸币不再能够兑换黄金,如梦方醒的傻瓜们涌到特别银行门前,但特别银行已关门大吉。纸币成为废纸,价值一落千丈,大部分平民在这场全民金融赌博中把自己的真实财富化成大大的气泡破灭了,而真实财富本身却转进了阴谋家和机灵者的腰包。亚当.斯密称法国实施的“罗氏计划”为“世所仅见的狂妄计划”(the most extravagant project that perhaps the world ever saw)。在当时,身经了惊心动魄的金融投机闹剧的人们,一致地把金融视为无耻的赌博,其行业价值,在人们的审判上,几等于零。为什么我们要首先比较详细地摆出这个似乎与保险业无关的案例呢?这是因为,在以后历次的金融投机中,保险公司也积极地以身试水,参与其中,往往落得伤痕累累,甚至罹受灭顶之灾。而且也因为尽管亚当.斯密早在二百当年前就把罗氏的金融投机计划定之献为“世所仅见的狂妄”,但为什么其后人类还屡屡犯同样的错误,又数次陷入金融投机的危机?其文化上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对其有没有救治之效?第二例:“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萧条”而以“大”字来修饰,这在历史上成为专有名词,专门指称1929-1933年蔓延于整个西方国家的那场经济萧条。当时的情形,看去也是货币短少。美国全民正在狂热地追逐股票,人们觉得手上的钱老是太少,期待发行更多的货币。但当时的美联储却十分谨慎,彷徨四顾,按币不发。就在全国人民都洋溢着幸福感的时候,股价突然大泄,一发而不可收拾,人们手里持有的股票殆同废纸。在这场金融灾难中,保险公司成为双重的灾难承受者。其一,它作为企业财产承保人,在企业破产潮中承受一层损失;其二,它作为股市上的投机者,由于股价狂跌又承受一层损失。可以说,由于“大萧条”,人们开始真正认真地反思金融保险业的行业价值,其结果便是产生了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个法案的根本立法精神在于框定银行、证券、保险三业的分业经营,互不渗透、越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仅从保险业角度看,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欧美以火灾保险为主的企业保险迅速多元化,这是工业生产和组织复杂化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企业的稳健运营的一个关键即系于保险公司的是否守信用,如果保险公司失去信用,在该对企业损失进行理赔时却推三阻四,逃避理赔;更有甚者,如果保险公司自身也破产了,理赔的主体也消失了,那么一些大的损失可能造成企业运转难以为继,甚至在本应不致于破产的情况下也只得破产。而保险公司为何会如此失德呢?且不说它的恶意逃避理赔责任之一端,通常的情况是,在它有守约意愿时也无力守约,因为它把得自保户的保费投入了高风险的股票市场,一旦股价大泄,它将失去给企业损失进行理赔的钱。那时出台《格-斯法案》就是要在保险业与证券业之间打一道防火墙,谁也不能越界经营。用制度安排的方式强制地使保险业回归它的行业价值,这是“大萧条”带来的一项重要的人文成果。

为什么要在本节开篇提出这两个案例呢?理由如下:第一,在近代初期,保险业与银行业的分野是比较清楚的,各谋其事,交叉非常有限,所发生的交叉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例如早期的船舶抵押借款,其利息往往比一般工商业借款的利息为高,因为航运风险大,这高出的利息部分,实质上相当于船主支付了保险费,在这里,银行业(存放款)和保险业(提供风险保证)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而非人为的强制结合。保险业与银行业的全面交叉发生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交叉的方式,其一是银行以自己的资金实力收购、控制保险公司的股份,形成持股的金融集团;其二是银行自设保险公司,主要为它的贷款客户提供各种保险,肥水不流外人田;其三是保险公司也设法开办存放款业务,甚至自设银行,为保险客户提供信贷服务。从此保险业与银行业高度密集交叉,形成了我们通常称之为“金融保险业”的一个大产业。故此,我们这个报告探讨“保险行业价值”有时必然所指的是“金融保险业之行业价值”。这是通过这两个递进的案例可以明白的。第二,这两个案例都可以说明:金融保险行业自身具有向整个经济机体、向整个社会释放风险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金融保险业极易内生风险,而这种风险又极易外发,殃及经济社会整个机体,所以从事金融保险业,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前述约翰.罗搅动的金融风暴;作为“大萧条”的标志性特征的金融灾难;以及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件件都在警示人们:金融保险业的行业价值问题之所以重要,正由于它的内在风险可能产生的社会破坏力。那么重建金融保险行业价值,不仅是为了行业的除弊起苏,也是为了履行社会职责。

一、保险业的行业技艺

保险起于人类互助的需要。这决定了这个行业的根本价值和根本走向。在世界各地,保险在最初起来时,无一例外地皆以“基金”的形式出现,在基金内部,体现“一人为众,众为一人”,“积聚资金,组织补偿”的保险业根本特征。在欧洲,在公元前两千多年,随着海上商业的兴起,海上商人之间就组成了基金式的组织;有时由城邦的邦主组织起这样的基金,共担风险。在商船出海前,每个商人都向基金(或向邦主的金库)交纳一定份额的金银(按其船值和货值),当某些商船遭遇损失时,由基金(或邦主金库)予以补偿。当多个货物商人共同租用一只商船,而商船遇险必须向海中抛下一些货物以减负时,货物商人们即约定,无论把谁的货物抛下海,将来抵岸后由全体商人分摊损失。至公元前916年,此项古老的海事约定变成了商法,“罗地安海商法”即约定:“凡因减轻船只载重投弃入海的货物,如为全体利益而损失的,须由全体分摊归还。”现代的海商法,其基本精神就是从这里继承下来的。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由于城市共同利益(如防火、防水等)的需要,由于战争死亡士兵家属抚恤的需要,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出现多种多样的基金会。再看我们中国,由于我们民族是以农业立国的,所以保险的出现当初主要与农业有关,正象在欧洲其最初出现与海上商业有关一样。周朝,甚至更早一些,实行“井田制”,若干农户的私有土地围绕着中间的一块“公地”。各农户除了耕种好自家私地,同时都有义务参加公地上的劳动。公地上的劳动成果,固然要一部分由天子和诸侯取走,相当于税收,用于国家的公共开支,但并不是全部取走,还要留下一部分存放在公仓里。公仓的作用实质上就是为保险而设立的“基金”。当对公仓有贡献的某个农户遭遇损失,则从公仓中拨出钱粮以为补偿。例如在古代,掘井、开山都是风险相当大的工作,而此又为农业正常生产所必须做的,从事这些风险大的农户子弟,若遭遇不测,则由公仓对其遗属进行补偿。

保险的起源史就给这个行业打上了胎记,从此它只要还是这个行业,它就必须坚守这个本质,也因此方能显出其行业价值;如果它放弃了、背离了行业本质,那么其行业价值也将下堕而至于零。保险起于人类互助的需要,此“互助”不可做狭义的理解,即理解成弱势者的同舟共济。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强势者之间也必有“互助”问题,此“互助”也必得保险去满足。只是在保险服务中的行业技术和技艺要求更复杂了,更专业了。在当代保险业中,这样的分途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是坚守保险业古老的领域,平民互助,于是有各种各样的互助保险被发展出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无论平等化程度高的国家还是平等化程度低的国家,都广泛地存在着互助保险。通常有一种误解,好似一个国家经济不发达、平等化程度低才需要互助保险,其实在当今世界,美国的互助保险才最发达,与社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往往以保险的原初形式---合作社(基金后身)来履行保险职能。另一方面却是强势者借助保险之力为自己的事业保驾护航。我们现在把这种方式的保险称之为商业保险。保险商与其他商人一样,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律:“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如果保险业的利润水平过高,很快就有其他商人变身为保险商加入进来;相反,如果其他产业的利润水平过高,保险商也会毅然决然弃保险而从事高利润产业。尽管如此,强势者的保险仍没有脱离“一人为众,众为一人”的互助原则,只是互助的方式,随着他们之间商业规则的需要而发生了适应性变化。

如果把互助视为保险在起源期就打下的行业胎记,而互助又是人性善的一个元素,那这就决定了保险行业的行业技艺,决不能当作一种纯技术去理解。保险业行业技术虽然复杂精巧,但是冷冰冰的,并不涉及对人性的抚摸;但保险的行业技艺,由于它直接关乎人的损失,所以它首要的恰是对人性的抚摸,其次才是技术问题,而且此种技术问题与该行业的抚摸人性、安慰人间的价值追求是须臾不能分离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开篇即说:“不管人性有多么自私,在一个人的天性中总会有着一些关怀别人的本能。这些本能让我们乐于见到别人的幸福。尽管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自己也能感到快乐之外,我们从中别无所获。而因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对他人的不幸感同身受产生的惋惜之情,就是怜悯或同情。”在精神层面,保险的行业本质可以说是经营同情,这是别的行业所不具备的特征,保险经营者对同情的经营程度,也就体现了行业价值的高低程度。亚当.斯密的话虽然当时并不针对保险行业而言,但却道出了保险行业的人性真谛。

经营同情,这个表述中其实就含着保险行业技艺的基础与根本。人类之所以需要保险,是因为人类的生命、健康、财产处于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之中,这种危险,不论摊在谁的头上,都是他独自无法承担得起的,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这样。既然人人都有可能被上述的危险所困扰,那么人对正处于危险中的同类当然要施以同情,这就是人性。保险行业所经营的正是这样的同情。从深层次上理解,经营同情,首先是精神上的,其次才是物质上的。这正是保险技艺的根本的人性所在。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孔子某次去赴友人的聚会,孔子是喜欢唱歌的,这次他在席间照例歌声不绝。可是当他听到席间某位客人新丧了亲人,孔子就停止了歌唱,以同情的目光抚慰这位座客,而且他这一整天便不再唱歌,似乎与那个悲戚的人分担着什么。在这里,孔子精神的实质就是同情,他对于别人的苦难与损失,感同身受。尽管他没有在物质上帮助受难者什么,但他的目光就是一种精神的抚慰。孔子的精神事实上也是保险行业的行业精神。保险公司在给受损者、受难者以物质补偿的同时,要在精神上、行为举止、表情上与他们同调,而不能象杨达才似的以嬉笑之脸面对他人的苦难。保险行业的行业技艺的本质正在这里:与受难者、受损者发生精神的共振,而不仅仅限于物质的补偿。精神与物质的两面都做到了,都做好了,保险的行业价值才会充分体现出来。

二、保险产品的效用与效率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这样一个基本的理念:保险产品的效用,本质上体现为它对购买者的有用性,而其次才体现为给公司带来的收益。这个理念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保险行业的价值方向,而这个价值方向也就规定了公司的经营宗旨、经营行为与公司文化。保险行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四千年(我们初步认定作为行业行为的保险,在欧洲起于公元前二千多年的地中海海上贸易的海运保险;在古老的巴比伦王国起于城市的共同防火以及公防其他灾害;而在中国起于周朝的井田制),如果不是坚持 “对购买者的有用性”这个根本理念而是坚持相反的理念,那是匪夷所思的。在保险业的历史上,虽然也常发生偏离保险行业的价值规定的情形,但总不会偏离太远,总是在某一个弹性区间就被拉回正轨。在这个过程中,有形的组织与无形的伦理都起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我们看有形的组织。正是为了迅速协调投保人与保险商、保险同行之间关于费率、保险品种、约束条件等方面的意见,保险商会这样的组织出现了,以1310年在佛兰德尔羊毛贸易中心成立保险商会为标志,有形的保险协调组织就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样的组织,根本上以掌握保险行业的方向为己任。如果行业中出现某些奸商,他们对客户采用欺诈手段,使全行业名声受损,这些害群之马要受到保险商会的惩处。在商业同样发达的古老中国,如果公仓、镖局(这些是中国传统社会执行保险功能的组织)发生欺诈行为,它们同样会受到地方政府、地方义绅团体、会馆的惩处。可以说,保险商会是保证产品有用性的有效的组织形式,它把客户利益的完整性和最大化放在商会宗旨的地位,并依据此宗旨来规范商会成员的经营行为。还有一种力量始终存在,那就是无形的伦理。作为人,他的本质即体现于他的伦理精神。保险行业是给人做承诺的,一诺千金的诚信,本身就是商界最重要的伦理。在保险的方式中,有一种最古老的、无处不见的信诺方式,即不需要任何物质性的保证,只要有诺言在先,那么承诺者就自觉地依照诺言去做,有时甚至不惜身殉诺言。在古中国,墨家之徒及其流亚---游侠,他们组成严密的义气组织,“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不需要事先提供什么物质抵押的。后来这种精神广泛地渗透于商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保险---信诺,既不需要物质抵押,也不需要合同条款约束,唯一的保证是人格。这里我们举晋商的一个例子看看无形的伦理(同情与诚信)是如何指导人的行为的。我们知道,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开拓者是晋商,他们走出大山,趟过中原地带的纵横河流,还要跋涉戈壁荒漠,一路上的风险可想而知。那些商家雇佣的拉骆驼的伙计,有些人就可能死在商旅途中。可是这些人在其家乡,一般说来有高堂妻小遗留下来。对于这些遗属,商家曾承诺要善为抚养:对其所遗的父母与妻子,要衣食无忧地让他们善终;对于其所遗子女中的俊秀者,要供其进学,进学不成者要留在商号训练作店员,而对于天资较差者,也要用为商号内杂役,直到这些子女成家立业,商家才解除对死者的责任。这就是最古老而又最普遍的信诺方式的保险。在这种保险方式中,最突出地体现了无形伦理的指导力。某些奸刁的商家固然也完全可以不履行承诺,置死者的遗属于不顾;而这些遗属不过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能拿商家怎么样呢?但历史上这种背诺弃恤的现象却很少发生。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伦理的无形力量,其一方面,这种伦理的力量在人的内心里,“人有不忍人之心”;其另一方面,这种伦理力量弥漫于传统社会,你若不能按照惯例去履行承诺,则世代聚居的乡邻将不视其为人,他会恶名远扬,无人敢与其交往,则他的生意也就不可持续了。

在一味趋新的当代世界,传统的惯例、规则受到质疑,被轻视,甚至被否定,而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都提醒我们:这些传统的智慧、制度、理念并没有过时,它们还在顽强地发挥其作用。凡能够尊重、坚守这些传统的公司,其基业常青就多一份保证;凡蔑视、甚至抛弃这些传统的公司,或迟或早,其必陷于风险漩涡中,甚至灭顶。曾是世界上最大保险商的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近百年历史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AIG的前身是发迹于中国的友邦保险公司。1919年美国青年史带(C.V.Starr)在上海创立了友邦保险(AAU),1950年这家公司撤出中国,后来成长为世界闻名的AIG。其在AAU阶段的主政者史带,临终给他的继任者格林博格传授保险业的秘诀。他说保险乃是谋求“众人福祉”的事业,若众人不能从保险中获得他应得的完整的最大化利益,则公司将成无源之水。后来格林博格领导这家公司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保险业界巨头,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坚守了史带的遗训,也就是坚守了保险业的行业本质(众人福祉),为客户提供最有效用的保险产品,在一切环节和最终结果上保证客户的完整的最大化利益。但在他执掌AIG的晚期,却经不住另一位格老(格林斯潘)的撺掇,聊发少年狂,陷入了“投机以谋暴利”的狂潮,完全背离了保险的行业本质,以致把公司带入了绝境。

再看效率。效率常被视为资本运行的质量,效率高,即表明资本运行质量高。孤立地看一个公司,这样的价值追求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谬。但保险是一个行业,在这个行业上,有许许多多公司。如此这般全盘地看,效率问题则大不一样了。在此问题上,人类的智力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但也是痛苦的试错的历史,迄今并未真正找到正途。在早期,互助形式的保险组织占据主流,主持保险组织人,并未有强烈的意愿从保障行为中为自己获利。在古埃及的石匠互助保险组织中,在古罗马军团的士兵家属互助保险组织中,在古巴比伦城市的防火防水保险组织中,以及在中国周朝就流行起来的互助互保的民间义仓中,其主政者是一些热心者,他们又具有相应的威望和能力,即中国常称之的“义人”。这时,效率的内涵就是全体福祉,使会员人人皆能平夷渡险。做到了这个,就是具有了效率。主持其事的个人,不仅不以此为谋自利的手段,甚至由于他们本身拥有较比其他人为多的财富,还要为组织贴钱。互助之质量越高就意味着效率越高。资本主义兴起以后,主流价值观和伦理观发生了深刻变革,原来的互助保险被视为偶然的、边缘的存在,那么以互助质量衡量效率的观念被判为过时;而新流行起来的,是保险组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保险组织,作为天赋的济人利物组织,若在古代社会,自行宣布其宗旨是追求自身盈利最大化,那一定会让众人匪夷所思;但在资本主义时代,这却是一个普遍流行的再平常不过的理念,那些从事资本经营的人,如若不持有这样的理念,反而会被人视为神经错乱。这也难怪,马克思身处资本主义的盛期,他那时就指出,资本制度的一大特征正在于“各等量资本,必须在相同的时间内生出一样大的利润。”投入保险组织的资本,与投入其它产业的资本是同质的资本,它当然要求等量利润,这已经与保险行业的“天赋的济人利物”的特性完全疏离了。这时的效率观的内涵,就已经直截了当地是保险组织自身的利润最大化。但保险行业能否永远地弃自己的“天赋”于不顾而仅仅放任资本的特性去跋扈呢?事实给了极大教训。资本间的竞争远不是和风细雨的,它们已经完全放弃了互助保险组织间和衷共济的原始原则,变成大刀阔斧的互相伤害,恩格斯称之为是一场“一个人反对一切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混战;马克思描述这种资本放任竞争的野蛮,说它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事实上,我们的确看到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由于这样的放任竞争,导致保险组织大批地倒闭,或卷资逃往法外之地,而受损失的,是大量的保户。那时各国都还没有把保证保户完整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保险法》,甚至在普通《商法》中,对于保户利益的保护和对保险组织行为的约束,也语焉不详,漏洞百出。第二阶段的效率观(保险组织自身盈利最大化)就由此受到绝大的质疑。在西方世界1929-1933年的“大萧条”(前已提到过)后,保险行业的效率观念在进步。在国家层面,政府认识到,保证保户的完整利益关系着社会稳定,于是以此为主旨精神的立法出现了。而欲使保户利益得到根本保证,一纸立法尚不能奏效,于是政府主导成立全国性的、地域性的行业自律组织,于是传统的保险商会演变为规模巨大的保险行业自律的协会等组织。在保险资本层面,保险资本家们也认识到,你死我活的竞争使全体都增加了成本,甚至竞争成本完全吃掉利润,更甚至赔本经营,多方俱伤,于是竞争理性化的趋势开始出现。关于“效率”的理念,也由此进步为:各保险组织取得合理利润。尽管合理利润的界定很不容易,带着很强烈的主观色彩,但这个进步是值得庆贺的,举凡保险市场的秩序化、政府的保险监管的有效性,皆要以保险商的观念转变为根本基础。但既然是资本,它就具有恶魔的本性。尽管在“大萧条”以后的管制时期它被装进了瓶子里,但依其本性,它总有冲出瓶子,为所欲为的冲动。而为了公平、活力以及其他复杂的目的,政府又不得不放松管制,资本此时便乘机冲出瓶子,大展本性。美国国会于19992月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是一个标志,在此前保险组织所从事的非保险业务得到确认,明目张胆地摆在前台了;而此后,保险组织更可以大张旗鼓地介入金融全行业的投机,甚至投入那溢出金融行业而吸引全社会所有资本的金融大投机中。在近二十年的金融投机大狂欢中,保险组织以AIG为首成为主角。至此“获取自身合理利润”的效率观念彻底抛弃了,又一次回归到“自身盈利最大化”。而其结果如何呢?我们从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AIG的惨局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三、保险行业的行业伦理正当性

保险行业按照其天赋的性质,应该是最具有济人利物、扶危帮困功能的善业,仅次于慈善与馈赠。据此,应该说对它的伦理正当性的质疑最不应该发生。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历史上对保险行业正当性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而且并非没有道理。大致说来,这些质疑声浪,按其主调,可以大致分成两个阶段,一是早期的严格道德主义的质疑,一是近代以来的宽容道德主义的质疑。

(一)早期的严格道德主义质疑

 严格道德主义起于两种文化汇合而成的复杂文化背景,一是基督教精神,二是早期人文主义者的个人权利至上主义。保险所保的对象,归根到底,是被保险人权利受损的可能性与损失真实发生后的补偿,无论这种权利是财产权利还是生命权利。按照基督教的思想,人在世俗中所拥有的一切,丝毫不属于人类自己,所以一个人所享有的财产权、健康权与生命权都是上帝的恩典,一旦这些权利受损或丧失,那也是上帝反向的恩典,人不应该自己设法去补偿,那是徒劳的,也是违背上帝的意志。这种严格的道德主义,只承认互助保险,反对一切的谋利为目的(或目的之一)的商业性保险。发展商业性保险,在伦理上被判为邪恶。那些早期人文主义者,他们刚刚从神那里争取到人权,无比陶醉,视人权为最神圣的东西,一点也不容移易,更不许用于交换。所以他们极力反对基督教人士指斥商业保险的思路,但他们的结论却惊人的一致。早期人文主义者认为,保险商把别人的权利(财产、健康、生命等)视为一种可谋利的对象,这已经是不道德的了,因为他们对他人表达了一种非人性的态度,虽然他们也与权利的所有者一样希望这些权利不要受损,不要丧失,但其意识根底乃是认为这些权利是可以标价的,是可以交易的,这就伤害了权利的神圣性。再者他们无视商业性保险组织在投保人权力丧失,尤其是生命权丧失后给他的遗属带来的很现实的物质性弥补,而一味强调由于保险而造成的精神上的恶果,即指定受益人在意识里(哪怕是潜意识里)希望投保人尽早丧失他的权利,那他就可以尽早获益。这是对人的精神品质的腐蚀性影响,被称为“邪恶的期待”。一个投了生命保险的老人,如果他指定受益人是他的子女,那么他的长寿反而成为子女的烦恼。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指定受益人就可能铤而走险。我们之所以说早期人文主义是一种严格的道德主义,就是因为这些人把某种可能的社会伦理后果的罪责记在“保险”的头上。他们与基督教人士一样,认为除了互助保险,一切商业保险都是邪恶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督教人士认为保险是在篡夺上帝暂施于人类的权利进行邪恶的交易,而早期人文主义认为保险是在诱惑人的“邪恶的期待”,从事反人性的经营。

上述这些对保险的伦理正当性的质疑,以现在的观念衡量,显得不值一驳。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合理内核,这就是追求保险的正义性,这种正义性体现在让保险距离人性的本质---爱与互助更近一些,而离邪恶与残忍更远一些。尽管由于文化背景转换的原因,使他们的具体的主张显得过时(例如主张否决一切商业性保险),但它们的合理内核却永远留下来,成为保险行业的价值规则。这个规则表述起来,其实极其简单,这就是保险的行业发展终极目标要距离人性的本质---爱与互助更近一些。这是需要任何时代的保险行业和保险从业人士(投资商、经营者、普通员工等等)谨记勿忘的。

现实需要往往会冲破胶柱鼓瑟式的伦理质疑,而使一些行业借着人性能量的释放而发展。在保险行业上,首先是财产权不再构成投保禁区。在早期的海上货物保险和城市火灾保险的源远流长的传统基础上,在近代前期,财产保险很快多元化起来。新兴的工场手工业(即当时的前卫性企业)首先对财产保险发出请求;接着,靠经营企业发财的商人,以及靠开发美洲黄金而暴富的冒险商人,对他们家庭财产发出的保险需要。相比于财产权,对健康权和生命权进行投保的伦理禁忌的解除是缓慢的。因为从那时以至今日,都或明或暗的流行着这样一个伦理戒条:“人的生命不能成为商业交易的对象,而且那种认为死亡应该变成一种商业投机来源的观点也是可耻的”。这是十八世纪一位法学家写的,为当时的大多数人和今日的一小部分人所信奉。尽管人寿保险起源很早,但它在早期,基本上是作为海上保险和火灾保险的附属物而发生的,因为在海险和火险中出来财产损失难免也有人的生命的丧失。至于针对一个正常生命的在一般状态下的风险保证,那时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作为常态的生命,还没有成为保险的对象。正是由于普遍地流行着对拿生命权投保的伦理质疑,人寿保险迟至十九世纪初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还是被禁止的,当然也就没有纯粹经营生命保险的人寿保险公司出现。英国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它在1774年就颁布了《保险法案》。这个法案虽然没有允许成立纯粹经营人的生命的保险公司,但由于明确地禁止拿陌生人的生命进行赌博,那就意味着对于生命拥有“可保权益(insura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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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29 10:08:01